无证可辨是中医发展创新的契机

    生意社12月23日讯　

 

    现代医疗手段发现了疾病，患者没有任何症状、体征，中医称为无证可辨。而证是现在中医界争论的焦点之一，有人统计有30多种解释。在这里，把证理解为中医诊断治疗用药的证据不会有异议。既然是证据，应该涵括中医望、闻、问、切四诊获取的所有诊断资料，仅指现有书本记载的症状、体征，是不全面的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现在我们还不了解的诊断资料，比了解的（包括现在西医的）不知要多出多少倍。

 

    笔者认为，无证可辨是医学发展过程中的必然，从无证可辨到有证可辨是医学发展的正常规律，无证可辨既是现在中医在诊断学上的缺憾，更是中医发展创新的契机。

 

 

 

    从中医发展史可以看出，四诊理论体系不是一蹴而就，而是逐渐总结、逐步发展而形成的。就症状学而言，《伤寒论》记载的有鉴别意义的症状不足90个，1985年中医研究院主编的《中医症状鉴别诊断学》有症状条目500个，2003年朱文峰、何清湖主编的《现代中医临床诊断学》总结有辨证贡献度的临床常见症状、体征、检测指标就有676种。如中医舌诊，《内经》仅记载有简单的舌象表现，《伤寒论》中只有6个条文中讲到了4种舌象，1341年元代杜清碧《伤寒金镜录》第一部舌诊专书才问世，到1920年曹炳章的专著《彩图辨舌指南》问世，完整系统的舌诊理论才逐步形成。再如，脉诊首载于《内经》，《伤寒论》和《金匮要略》各篇章的标题都以“辨某病脉证并治”，说明非常重视脉诊，可到晋代王叔和《脉经》，始建立起专门脉学的系统理论，明代李时珍的《濒湖脉学》才使中医脉诊逐渐得到普及和发展。

 

 

    两个世纪来，特别是近半个世纪，西医学借助现代科学而飞速发展，诊断手段可以说日新月异，相比之下，中医传统的诊断手段已没有多少优势可言，对无证可辨产生困惑并对辨证论治质疑的言论越来越多。

 

    事实上，没有“证”的疾病是不存在的，获取诊断资料的技术或方法的缺乏或者落后才会无证可辨。中医望、闻、问、切的眼、耳、口、手，通过显微镜、X光、CT、磁共振、超声波等先进诊断设备，延伸了中医四诊的手段，会使我们望得更远，闻得更清，问得更细，切得更准，这是提高了技术，增加方法，增强了灵敏度、精确度。应抛弃张仲景在《伤寒论·自序》中就批评过的“始终顺旧”的错误思想。把建立在西医理论基础之上解读的图像、数据、指标，用中医理论进行消化、吸收、整理、总结，赋予其中医学含义，充实中医四诊理论，无证可辨自然会成为有证可辨。

 

    如乙型肝炎、丙型肝炎，都是新病种，中医、西医都没有理想的治疗方法。乙肝病毒感染的自然病程漫长，可持续30～50年，丙肝病毒感染后，有55%～86%患者血清丙肝病毒持续存在，而无任何临床症状。根据中医理论，乙肝、丙肝属发病隐匿、起病缓慢、病程迁延、缠绵难愈的疾病，符合外邪中湿邪的致病特征。湿邪盘踞血络（经血传播，中医叫直中血络），更不易祛除而迁延难愈。湿邪困脾，脾虚生内湿，内外合邪，治之更难。

 

    笔者用从湿、从血分治疗的思路，祛湿用茵陈五苓散、平胃散。因病位深在血络，用吴又可达原饮直达病所。脾主湿，湿邪伤人必先困脾，选六君子汤。病毒性肝炎肝脏损伤是事实，根据中医肝体阴用阳，损伤肝体即损伤肝阴，从先安未受邪之地的理论出发，选用一贯煎。通过临床实践，比按西医的思路选用抗病毒、解毒、抗炎、保肝中药，效果好，副作用少。比出现腹胀、胁痛、黄疸、腹水等有证可辨后的湿久化热、湿困脾虚、湿阻血瘀等证候才进行治疗，不仅有更多的余地，也更能体现出中医“治未病”的主导思想。